目的近10-20年，发达国家在糖尿病治疗、控制和并发症方面均有改变。在澳大利亚，针对糖尿病患者的一些早期治疗措施和官方治疗指南不仅改善了糖尿病患者的预后，也提高了各种族间的均衡。然而澳大利亚种族之间依然存在糖尿病患者在处理和结局上的差异。该研究旨在明确生活在澳洲市区的澳洲土著和多数盎格鲁-凯尔特移民在2型糖尿病患病特征及处理上的差异。
实验设计和方法 分析弗里曼特尔观察性糖尿病研究在阶段1（1993-1996年）和阶段2（2008-2011年）收集的基线数据。对筛选人群的基线数据进行包括综合问卷、身体检查以及中心化的标准空腹生化检验在内的综合评估和统计学分析，确定筛选人群的种族分类、糖尿病分型以及分析两个种族间在生化数据和并发症（包括微量及大量蛋白尿，外周感觉神经病变，视网膜病变，外周动脉疾病）等方面的差异。由于两个种群的年龄和性别的构成不同，所以分析阶段1和阶段2在糖尿病主要并发症和糖尿病危险因素上是否发生了变化应用的是调整了年龄和性别后的广义线性模型。
结果在弗里曼特尔糖尿病研究的阶段1和阶段2中，土著患者不论入选时的年龄还是糖尿病的确诊年龄都小于盎格鲁-凯尔特人。同时，土著患者在接受过初级以上教育的概率和不吸烟者的概率都低于盎格鲁-凯尔特患者。两组人群在阶段2的HbA_1C均较阶段1降低（土著患者：阶段1中位数(M) 9.6%[四分位数间距 IOR 7.8-10.7%],阶段2 M为 8.4%[IOR 6.6-10.6%]。盎格鲁-凯尔特患者: 阶段1 M 7.1%[IOR 6.2-8.4%], 阶段2 M 6.7%[IOR 6.2-7.5%] ）, 但是不同种族中两个阶段比较差异依然存在（P=0.65）。另外，阶段1和阶段2的数据均显示土著患者更容易合并微血管病变。其中外周动脉疾病的患病率（臂-踝指数≤0.90或下肢截肢术）在土著患者人群中升高，而在盎格鲁-凯尔特患者人群中降低（15.8-29.7 vs. 30.7-21.5%; P= 0.055）。两组人群在接受抗高血压治疗、调脂治疗方面也存在差异。
结论虽然如今对于糖尿病的处理上两组患者都有改进，但土著患者和盎格鲁-凯尔特患者在心血管危险因素与并发症上依然存在差异。
摘译 Continuing Disparities in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and Complications Between Aboriginal and Anglo-Celt Australians With Type 2 Diabetes: The Fremantle Diabetes Study . Diabetes Care , 2012, 35:2005-2011.

文章链接：http://care.diabetesjournals.org/content/35/10/2005.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