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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报》：作为CDS 第五任主任委员，您带领糖尿病同仁围绕我国糖尿病防治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目前工作进行如何？
杨文英教授：每一届主任委员任期工作都非常突出，并各有其侧重点。我任第5 届CDS 主任委员期间主要进行了3 大举措。
    首先，完成全国性的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流行状况调查，带领糖尿病学会的骨干对全国近5 万人群进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的方法和多种指标的测量调查。这项研究填补了中国使用标准方法调查糖尿病资料的空白，对中国以及全球制定糖尿病预防策略做出了重大贡献。研究结果发表在《新英格兰杂志》。这一研究成果改写了国际糖尿病联盟发表的世界糖尿病版图（2011 年第五版）。此外，还进行了高血压、血脂等的流行病学研究。
    其次，更新《中国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并做了大规模推广工作。
    最后，成功申办糖尿病学会的官方杂志，即《中华糖尿病杂志》，目前已经成为核心期刊，并于2012 年成为月刊。
    除此之外，还进行了许多研究。例如我国原创研究，入选700 多例患者，口服α- 糖苷酶抑制剂和二甲双胍做1年的头对头比较，以探索α- 糖苷酶抑制剂在中国使用率高的原因，为今后制定指南策略做填补。之后还将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Ⅱ期研究，调查3 年后这些人群的变化。另外，完成糖尿病与正常人群队列基因序列比较数据库，已初步成文，准备发表。

患者管理评估是当务之急
《医师报》：今后我国糖尿病防治应走什么路线，有哪些推荐策略？
杨文英教授：糖尿病防治需要投入更多的教育，而不仅仅是药物和设备。但很多人都还没有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目前国家投入一部分资金用于研究，虽然对糖尿病防治有一定推动作用，但对于群防群治工作的作用有限。需要强调，我国现在有1.5 亿糖尿病前期患者，如不采取措施，10年后糖尿病患病率将继续攀升。这将导致中年人的糖尿病患病率很高，而中年人的预期寿命较长，如不进行良好干预，其发生并发症的风险非常高，并将产生高昂的医疗花费。
    应该说，社区医师为未来糖尿病防治主力军。让社区医生学习专业知识，与大医院专家共同防治糖尿病，是今后发展趋势。但这不是仅凭医生的工作就能做到的，而需要政策支持。  可以说，糖尿病预防需投入大量人力进行宣传和教育工作，然而目前国家资金投入有限，愿意从事义务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少，因此这个问题非常棘手。

高患病率或与社会发展有关
《医师报》：您的报告也提到我国糖尿病变迁，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杨文英教授：我国糖尿病变迁主要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密切 相关。目前高收入低文化程度的人群风险最高。原因包括家族史、年龄、肥胖、体力活动少、高血压、高甘油三酯血症等。我国糖尿病流行呈现6 大特点。
    第一，经济发达程度与糖尿病患病率有关：在 1994 年的调查中，高收入人群的糖尿病患病是低收入人群的2 ～ 3 倍。发达地区的糖尿病患病率仍明显高于不发达地区，城市仍高于农村。
第二，未诊断的糖尿病比例高于发达国家：2007~2008 年全国20 岁以上人群调查，新诊断糖尿病患者占总数的60%，尽管比过去调查比例有所下降,但远高于发达国家（美国约48%）。
第三，男性、低教育水平是糖尿病的易患因素：在 2007~2008 年的调查中，在调整其他危险因素后，男性患病风险比女性增加26%，而文化程度大学以下的人群糖尿病发病风险增加57%。
第四，我国2 型糖尿病患者的平均体质指数约为 25kg/m2，而白人糖尿病患者的平均 BMI 多超过 30 kg/m2。
第五，餐后高血糖比例高，在新诊断的糖尿病中，单纯餐后血糖升高占近50%。
第六，我国肥胖和超重较2002 年增加1 倍，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患病率较1994 年增加3 倍。
     需要强调，如果不做重大努力，我国糖尿病疫情将严重影响公共健康，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流行速度或比西方国家更快，我们任重道远。